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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肇事逃離現場後又投案自首的行爲能否認定“肇事逃逸”

来源:网络   作者:未知  时间:2015-02-03

  交通肇事逃離現場後又投案自首的行爲能否認定“肇事逃逸”

  一、 基本案情

  被告人孫某,男,1972年1月17日出生,漢族,小學文化,系個體運輸戶。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于2006年6月24日被逮捕。

  上海市清浦區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孫某犯交通肇事罪,向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被告人孫某及其辯護人對指控的事實及適用的法律均無異議。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

  被告人孫某于2006年5月20日16時15分許,駕駛牌號爲蘇F—AC***重型貨車,沿上海市嘉松中路由南向北行駛至青浦區華新鎮朱長村附近華衛路路口時,因違反交通信號燈規定行駛,與由西向東橫穿嘉松中路的騎自行車行駛的被害人張某某(該自行車後載被害人徐某某)相撞,造成被害人徐某某當場死亡、張某某受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經公安機關事故責任認定,被告人孫某駕駛制動性能不符合要求,亦未定期進行安全技術檢查的機動車,違反交通信號燈規定行駛,且遇情況采取措施不當導致事故發生,是本起交通事故的全部過錯方,負事故的全部責任。被告人孫某肇事後,曾撥打電話報警,並將被害人張某某扶至路邊,後棄車離開現場。次日下午,被告人孫某向公安局機關投案自首。

  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法院認爲,被告人孫某在從事交通運輸過程中,因違反道路交通運輸管理規定而造成一人死亡,一人重傷的重大交通事故,且負事故的全部責任,其行爲已構成交通肇事罪。被告人孫某字啊肇事後雖有立即停車、保護現場、報警的行爲,但隨後即棄車逃離現場,且沒有及時向有關部門進行報告,應當認定其有交通肇事後逃逸的行爲。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的規定,于2006年9月18日判決以下:

  被告人孫某犯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孫某不服,想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

  孫某上訴提出,其向公安機關報警後因害怕遭被害人一方毆打而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爲不屬“逃逸”行爲,原判認定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審判程序正当。上訴人呢孫某關于其離開肇事現場原因的辯解無相關證據予以佐證,原審判法院認定其具有逃逸情節並無不當,谷其上訴来由不能成立。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八十九條第(一)項的規定,與2006年11月7日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主要問題

  交通肇事逃離現場後又投案自首的行爲能否認定“肇事逃逸”?

  3、裁判来由

  本案中,孫某在交通肇事後雖然履行了部分救济行爲,但很快又無故離開現場且未立即投案,對其行爲能否認定爲交通肇事後的“逃逸”,審判過程中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爲,孫某無故離開肇事現場的行爲屬于“逃逸”行爲,至于其逃離後又自首,並不影響交通肇事後逃逸的成立;另一種意見認爲,孫某離開現場後,第二天就到公安機關投案,說明其主觀上並沒有“逃逸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和目的,故其行爲不屬于交通肇事後的“逃逸”行爲.

  在司法實踐中,肇事人逃逸的目的大多是爲了逃避法律追究,但也有少數肇事人的逃逸確實是出于害怕受害方後者其他圍觀群衆對其進行毆打或是當時精神高度緊張慌亂而逃等原因,結合立法設置“交通肇事後逃逸”加重處罰情節的初衷,三升体育官网認爲,認定肇事人“逃逸”不能僅僅看肇事人是否離開現場,其關鍵字在于肇事人是否同時具備“積極履行救济義務”和“立即投案”的行爲特征。如果肇事人肇事後積極對被害人進行救济,如攔截車輛將被害人送往醫院,並立即報案在醫院守侯等待公安機關的審查處理,雖然其離開了肇事現場,但系爲了救济被害人所致,當然不屬于交通肇事後“逃逸”。反之,如果肇事人積極履行救济義務後沒有立即投案但有能力履行卻沒有積極履行救济義務,均屬于肇事後“爲逃避法律追究”的“逃逸”行爲。

  (一) 肇事人离开现场时是否“主动履行救济义务”是认定“逃逸”性质的本质要件。

  刑法禁止交通肇事後逃逸,主要目的在于最大限度的保護被害人的长处,維護交通管理秩序。交通運輸關系著公民的生命財産的安全,交通事故一旦發生,被害人生命安全將處于危險狀態,任何延誤都可能導致被害人生命危險的加劇,甚至可能導致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但一分鍾搶救,被害人就多一分被挽救的希望,損失就有可能減少一分。而作爲造成這一危險狀態的肇事者,只要他還有行動的能力和自由,搶救傷者就是他的首要義務,特別市在沒有其他救济者在場的場合,其自身的這種義務就愈發主要和突出。正因爲云云,《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道路安全法》第七十條明確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前就受傷人員,並迅速報告執勤的交通警察大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因搶救受傷人員變動現場的,應當表明位置。”我國刑法也將交通肇事以後置被害人生死于不顧的逃逸行爲加重處罰的條件。如果不將“積極履行救济義務”作爲評判的“逃逸”性質的要件之一,容易使得肇事人接口“投案”而逃逸履行搶救義務,無疑會使法律規定的肇事人保護現場、搶救傷者的義務化爲烏有,極大的損害被害人的长处。當然,“履行救济義務”的具體形式可以多種多樣,既可以想辦法及時將被害人送往醫院,也可以向有關部門報告救济等。

  (二) 肇事人离开现场时是否“立即投案”是评判“逃逸”性质的形式要件。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中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後逃逸,市指肇事人在發生交通事故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爲。這就是說,判斷是否屬于逃逸的關鍵就在于准確認定肇事人離開現場的目的,如果離開現場的目的不是爲了逃避法律追究,而是因懼怕受害人家屬毆打而離開現場,大概因報案或搶救被害人需要而離開現場等,均不屬于“逃逸”。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由于司法解釋明確規定了“逃逸”是指“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爲”,因而,肇事人離開肇事現場後是否“立即投案”,能夠反映出肇事人是否具有“接受法律追究”的主觀故意,如果肇事人“立即投案”,說明肇事人離開現場與“主動投案”兩個行爲之間具有密切的不可分割的連續性,反映出肇事人在主觀上也已經開始實施“接受法律追究”的行爲,不應認定其“逃逸”;如果肇事人“逃離現場”後沒有立即投案,而是經過一段時間後“事後投案”,則說明肇事人的“逃離”與“投案”分屬兩個獨立的行爲,這種“事後投案”不能成爲否定其肇事後“逃逸”的来由。應認定爲“逃逸”。至于是“立即投案”還是“事後投案”,應當根據投案路途遠近、投案時間間隔長短等案件當時的客觀情況,結合日常生活經驗來認定。[page]

  (三)“積極履行救济義務”與“立即投案”均是“接受法律追究”的表現形式,兩者具有內在聯系。

  大多數情況下,交通肇事後的逃逸都存在逃離現場、不履行就這義務及畏罪潛逃的情况,但也存在著“救济後逃跑”大概“不救济但投案”大概“先救济後逃跑再投案”等情况。從交通肇事後“逃逸”的法律文意理解,“逃逸”應當包含兩層解釋,一是逃離現場,不履行救济義務;二是爲逃避法律追究而畏罪潛逃。從這一角度而言,“畏罪潛逃”包含了“不履行救济義務”,“不履行救济義務”是“畏罪潛逃“的外在表現之一。設置交通肇事逃逸加重處罰原則的目的,不僅市爲了保障國家追拆權利的實現,更主要的是在于禁止肇事人對公民生民財産權的漠視,鼓勵肇事人在第一時間及時搶救傷者。國家追拆權利的實現與保障公民的健康權和生命權相比,法律更應關注的是後者。如果將“積極履行救济義務”的條件在外,可能造成肇事人以“立即投案”爲由而規避積極履行救济的義務,“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法規定也將無從解釋。反之,如果僅僅以“積極履行救济義務”作爲“接受法律追究”的條件,排除“立即投案”的條件,那麽“接受法律追究”的條件,排除“立即投案”的條件,那麽“接受法律追究”也就成爲空談。

  綜上,本案被告人孫某的行爲應當認定爲交通肇事後“逃逸”:

  第一、 孙某在交通肇事后没有在交通肇事后没有留在现场。本案中的孙某在交通肇事后虽然立即停车,电话报警,并吧受伤职员扶到路边,但其既未保护现场,也未等警察、医护职员到达即弃车离开了现场。

  第二、 孙某离开现场的目的市为了逃避法律追究。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通信发达、交通便捷的上海市,孙某于下午四点多离开现场后,有充裕的时间投案,而是整整过了一天,才在支属的奉劝陪同下于第二天下午到公安构造投案自首,说明其当时离开现场的目的不是其所称为了躲避被害人一方的殴打,而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因此,孙某投案自首时,其“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事实已经成立,不能因厥后的自首而否定他当时的逃逸事实。

  因此,被告人孫某在交通肇事後雖然實施了“撥打電話報警,並將被害人張某某扶至路邊”的救济行爲,但其離開肇事現場後並未即投案,屬于交通肇事後“爲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法院判決認定孫某屬于交通肇事後逃逸市正確的。

  需要說明的是,本案被告人最終選擇了在親屬的勸說陪同下投案自首,其行爲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的有關規定,雖然因時隔一天,不能算“立即投案”,更不能否定“逃逸”情節,但這並不妨礙對其自首情節的認定。法院根據其自首情節,而且充分考慮到其肇事後畢竟實施了一定救济行爲,依法對其減輕處罰,准確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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